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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警匪片,六十年闯荡江湖

发布于:2020-06-01 作者:WtZSKdc

作者|宇宙君 美米

编辑|国定路水蜜桃

美元点燃香烟,火光照亮面庞,戴着墨镜的周润发露出微笑。

这是《英雄本色》里的经典镜头,也是《无双》里的画面闪回。

从《廉政风云》到《反贪风暴4》,从《追龙2》《扫毒2》到《使行徒者2》,2019年的香港警匪片在票房表现上整体向好,但题材上的冷饭回锅让观众开始审美疲劳。

在过去六十年里,香港警匪片的发展脉络好像一部现实蒙太奇。人们被圈养在经济繁荣的泡沫美梦里傻笑,又卡在阶级攀升的狭窄通道里痛哭。只有成为电影里的人物,才有半刻喘息。

他们沉醉于江湖和情义,在这片土地上演爱恨交织,最终构成给香港大众精神兜底的一张巨网。

Part.1

「繁华是一把金剪刀,它不会错过,即使你伤口上的一根羊毛」。

诗人舒巷城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样写香港,外表繁华的物质主义环境里,隐藏着压榨剥削和极大的社会贫富差距,不公和罪恶充斥这座殖民化的商业城市。

复杂的历史背景与多元的社会构成,全部压缩在这1106平方公里内。人口少决定了票房空间有限,大制作电影在这里淘金艰难。此时,主打叙事逻辑而非宏大场景的警匪片,逐渐显现优势。

1955年,以《人头奇案》为代表的警匪作品初登荧幕,这标志着香港早期警匪电影的诞生。现实社会环境激发了普通市民劫富济贫、打抱不平的强烈情绪,也造就了这一时期香港警匪电影正邪二元极端对立的风格特征,影片大多洋溢着抗议和讽刺的**。

七十年代,香港从一个单纯的转口港转变为工业化城市。在这次转型中,金融、房地产成为主要产业,贫与富的河流越涌越急,矛盾愈发明显。

这种矛盾不仅体现在普通市民阶层,也反映在警察内部生态及警民关系之中。1975年上映的《廉政风暴》反映出香港贪污之风盛行,警员与黑社会势力同流合污的社会现实。

这一时期,香港廉政公署成立,全力清查警察贪污事件,原本和谐的警民关系也因此产生裂痕,让警匪片市场一度没落。

从当时整个香港电影行业的工业化发展来看,经济的高度繁荣带动了影视行业的勃兴。相当一批演员和导演横跨电影和电视两个行业,并出现了小马哥这样的「影视新星」。

1974年,年仅19岁的周润发从邵逸夫创办的TVB艺人培训班毕业,初进演艺圈的他,在电视剧中出道,直到1978年才正式进入影坛。一部《警网双雄》为他打开局面,港产警匪片黄金时代的到来。

大量影视公司也成立起来。邵氏影视是元老,嘉禾和凤凰紧随其后,银都和新艺城也不甘示弱。

影视行业人才的充足和规模化的管理,让港片在发展中逐步走向成熟。类型片开始初见雏形。武侠功夫片、黑帮警匪片、恐怖鬼怪片、喜剧片成为香港影视的“四大招牌”,警匪片成为其中生命力最强的题材。

Part.2

八十年代,作为「亚洲四小龙」之一的香港,在经济上实现了更大幅度的提升。

香港电影新浪潮时期来临。在目睹李小龙系列武打电影震撼国际后,人们开始将目光投向香港电影。包括徐克、王晶在内的大批电视幕后工作者转战电影圈,以周润发、成龙、梁家辉、刘德华为代表的演员陆续成熟,为港产警匪片的发展奠定基础。

1983年和1985年,成龙主演的《A 计划》和《警察故事》上映,喜剧、功夫剧与警匪剧的类型杂糅,充分体现出「尽皆癫狂,尽皆过火」的制片理念及「狂飙突进」的新浪潮特征。

此外,这些影片更表现出鲜明的个人英雄主义,折射出经济高速发展的香港社会中,个人主体意识的空前觉醒。

1986年,《英雄本色》上映,公映两个月,打破香港有史以来票房纪录,吴宇森、周润发声名大噪,香港浪潮席卷亚洲。

至此,香港电影创造了一个写实和理想高度交融的空间。这个空间脱胎于金庸、古龙建造的武侠世界,又降生于现代都市的道义江湖。

但此时的警匪片中的「江湖道义」并不是前期武侠世界里纯粹的「正义」。

金庸笔下的游侠剑客,每日行走江湖,惩恶扬善,行侠仗义,他们是经常出没在绿水青山的光明磊落之辈。但这一概念落点到八十年代后的警匪片里,通常被提炼成反派主角的「英雄主义」或「兄弟之情」。这固然感人,但反派英雄本身所从事的赌博、走私等行为违法,「道义」在这里的格局明显就大打折扣了。

这真的委屈了吴宇森。

那个时期的他已经熟练掌握了武侠电影的制作方法,正是大展拳脚的时候,却发现当时的电影语境已经和武侠片脱节了。「只要电影能赚钱,江湖的规矩就可以变。」于是,崛起中的电影公司取代了过去的手工作坊,规模化的批量生产取代了之前的精雕细琢,就连传统武侠片中的「中原内核」也转向了对香港本土观念的探索。

和吴宇森一起后退的,是「武侠江湖道义」的加速坍塌。阿成在《英雄本色》里出卖了宋子豪,还抢了小马哥的位置;汪海在《喋血双雄》里派人杀了自己的亲叔叔,事后又除掉了杀手。

当江湖里的人,不再遵守江湖规矩的时候,就是江湖最悲情的结局。

这个时期香港警匪片中传递的背弃、焦灼和不安感,和八十年代起民众的情绪紧密相连。在经济经过一轮膨胀式发展后,民众开始感受现代化带来的负面影响。利益纠纷削弱了个体间的信任,工作和竞争压力导致了朋辈间的疏远,传统亲情、友情和道义的意识都逐渐淡化。

这种恐慌背后,还有隐隐的不安。1984年中英谈判,声明1997年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。作为殖民地的香港,在地理空间上偏居一隅,本就有漂泊之感,十几年后才能回归祖国,港人对于自身身份的困惑、对香港这片土地的依恋,成为一种集体焦虑。

《英雄本色》在这一时期能够大放异彩,很大程度上是切中了大众的心理需求。一方面,大量武侠的传统招式和现代机车暴力美学,保留了观众对武侠的「审美需求」,又注入了时代新元素,另一方面,影片中的大量香港夜景画面,是港人对乡土克制的眷恋。

一个隐藏的信息是,影片收服了大批有英雄情结和强烈自尊的男性观众。

影片中,小马哥的舍生取义,和黑道英雄之间的江湖情义,满足了男性观众对于身份、地位和尊严的渴望。此时的香港,女性地位已悄然崛起。她们从家庭逐渐走向工作岗位,开始挑战以男性为中心的传统社会结构,男性的焦虑不断扩大。警匪片的出现正好堵住了这个情绪出口。

Part.3

九十年代,是香港电影黄金时代的尾声,也是港产警匪片最后的辉煌。

《警察故事3》、《飞虎雄心》、《古惑仔》等电影在票房、口碑上均有不俗的表现,成立于1996 年的银河映像令警匪片的艺术水平实现质的飞跃。

然而,由于好莱坞电影的冲击,加之产量过剩、盗版盛行、「巨星」陨落、模式固化,香港电影在世纪交替中走向衰落。

从面向世界到走向内地,港片的这一步棋走得极妙。

2003 年,内地与香港《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》(简称 CEPA)签订后,作为同样被囊括在协议中的香港电影,拥有了一系列的政策支持。

在CEPA的促成下,香港与内地合拍电影成为一种趋势,经典的《无间道3》便是这一时期的产物。2002年在内地上映,两周2000万票房的成绩,让人看到警匪题材深厚的受众基础。

这是新世纪香港的面貌。世界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,香港在政治稳定、政府效能、社会法治、贪腐控制等方面的指标,都远远高于回归之前,特别是法治水平的提升最为引人瞩目,香港在全球的排名从 1996 年的 60多位大幅跃升至 2015 年的第 11 位。

这是香港市民的自我身份认同感逐步重构的重要因素,一种优越感和自豪感慢慢升起。

2012年,《寒战》在内地上映,影片中展现的香港现代法制成为警匪电影的核心诉求。

该片将警匪对抗置于政治博弈的大格局中,以往亦黑亦白的叙事模式转向了非黑非白,「黑社会」这一叙事场域在影片中不见影踪,香港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和权利的制衡博弈成为叙事重点。这是新香港的真实写照。

伴随着《寒战》刮起的港片复兴浪潮,近年来,越来越多的香港电影人重新回归这片“热土”。

2019年,港产警匪片迎来「井喷式」爆发,题材类似、演员雷同的尴尬也暴露无遗。忙碌的古天乐辗转于《反贪风暴4》《扫毒2》《使徒行者2》;张家辉的身影活跃在《使徒行者2》《沉默的证人》《廉政风云》,让人傻傻分不清楚。

港产警匪电影成为内地影市的票房保证甚至「**英雄」,「港产片=警匪片」的认知深入内地观众,在这个等式之外的其他港片很难在内地卖座。

毕竟,警匪片情节跌宕起伏、节奏紧凑,刀光剑影和喋血街头被简单明了地搬上银幕,对于内地观众而言,这种接触不到又真实存在的场景,无疑是对好奇心的最大满足。

实际上,这不仅是观众的选择,也是香港电影业的选择。香港资本程度极高,影视圈对市场有着敏锐的嗅觉。电影市场上什么最赚钱,电影人便会扎堆去拍什么电影。

有种说法叫做「7日鲜」,用来形容香港的电影。意思是拍摄时间非常短,常常七天就拍完一部。这未免有些夸张,但足够看出香港电影对速度的赶超。

现阶段,内地电影产业发展迅速。一批成熟的导演对类型电影有着较强的驾驭能力,在创作能力和创作条件上都有着港片所不具备的优势,香港电影人在最擅长的警匪题材领域下功夫,也是走对了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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